11月4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8689.1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6%。

随即，有热心网友自行测算了深圳今年第三季度（7~9月）的GDP增速，得出“只有0.5%”的结论，引发坊间热议。其后有专业人士指出，该算法存在问题，第三季度增速应为“5.15%”。

对比国家统计局早前公布的“第三季度同比增长6.0%”，一时间，“首次低于全国水平”“深圳‘失速’”等言论扑面而来。

考虑到GDP统计的复杂性，我们在此不对数据本身做更多测算。不过，以官方口径来看，6.6%的增速，不仅比上半年的7.4%下降了0.8个百分点，也是自2014年以来，深圳在季度考核中，交出的最差成绩。

就好比一个尖子生突然考了倒数，深圳究竟怎么了？我们和几位专家朋友聊了聊，在他们看来，外部环境的压力、转型升级的需求等等，都让深圳慢了下来。现在的深圳更像处在一个“阵痛期”，一时的“失速”不等于“失去”。

“大家对深圳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它能‘反周期’，但事实上深圳是会受到周期影响的，面对下行压力，它的经济一样会出现波动。”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如是说。

过去两年，大家应该听了很多关于小渔村创造“奇迹”的故事。特别是GDP连续超越广州和香港后，深圳被推到了一个高点，“唱好”之声四起。

但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问题与不足，深圳也非完美。深圳工业增速。最新公布的三季报，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更冷静地看待深圳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据当地媒体报道，前三季度，深圳全市进出口总额下降1.8%，成为GDP放缓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深财经分析师、上海迈柯荣信息咨询董事长徐阳认为，因为贸易问题因素，深圳外贸表现难免受到影响。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第一产业增加值19.14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7338.04亿元，增长5.5%；第三产业增加值11331.95亿元，增长7.4%。

加之早前公布的部分数据，今年以来，深圳不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放缓，同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更出现负增长。对这座“制造强市”而言，这样的局面并不多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如果出现工业投资额负增长，“那就说明今年的形势比以往还严峻。”也有观点指出，要结合全国情况来看，不能笼统地说没有新增投资就是不增长了。

比如，有专家向我们提到，作为一个由中小企业支撑而来的城市，深圳的中小企业正在“流失”——有的走，有的关，其结果必然会反映到经济数据上。

当然，深圳的企业搬迁潮并非今年才出现。早在2016年，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根据《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同时，该报告还指出，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

企业为何外迁？有限的空间资源不断推高经营和生活成本，“地”的矛盾日渐凸显。

而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看来，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先行示范区”建设，都对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调整还将继续。

陈耀表示，目前还有不少中小企业说是科技创新型，但本质上还是以加工组装为主，在研发投入、创新成果方面，难以满足深圳未来发展的需要。

只需对比2019年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就能看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为17.4%、27.5%、27.6%和39.3%，深圳拥有绝对优势。

而从就业上看，据《深圳统计年鉴2018》，2018年末，在深圳的943.29万就业人口中，制造业就业人口为377.49万，占比超过40%。

任何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都市，服务业的占比往往会达到60%~70%，甚至更高。深圳是否也应该照此路径，让服务业填补城市经济的“缺口”？

2016年，深圳“十三五”规划中创造性地划定了270平方公里的“工业红线”，要求深圳工业用地到2020年不低于深圳土地的30%。一石激起千层浪，究竟寸土寸金的深圳有没有必要留出如此大面积的工业用地，变成了一个社会范围内广泛讨论的话题。

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深圳的工业占了太多的土地资源，导致其服务业基础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有规划专家甚至认为，超过30%的比例是彻头彻尾的工业城市。因此，工业化思维主导的深圳需要转变观念，“从制造向创造迈进”。

但工业红线的“拥护者”也不在少数。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提到，业界公认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的警戒线%，按照制造业占工业比重为92%计算，工业占GDP的比重至少应该守住34%，“不要再低了”。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认为，深圳的成功正是来自以制造业为生的中小企业，大量中小企业共同凑成了深圳的经济生态，它们将制造成本降到最低，当地生产的低成本、没有过多剩余功能的产品，刚好符合了现在人们快速消费的习惯，这种需求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很好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深圳的内外环境尚没能使其构建起完全依靠服务业推动创新的体系。

在林江看来，巩固制造业恰好是深圳进一步发展服务业的基础，从工业带动先进制造业再带动先进服务业的推进机制，是深圳能够选择的最保守的发展方式。而周边的东莞、惠州还没能与深圳有效融合，这也导致深圳不得不追求更为完整的产业链。

2017年底，深圳发布了一份《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遏制了从2015年以来工业用地改为公寓和“类商业化”的热潮。但征求意见稿发出后收到了来自深圳各界的69条意见，这个“史上最严工改政策”的部分内容又进行了些许回旋——有关该意见争论的火力可见一斑。

如今，深圳再次站上了选择的关头。面对更加突出的用地矛盾，是否还要继续坚持对工业的强硬姿态？

三季报出炉的第二天，深圳集中推出了3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深圳工业增速这一“大手笔”引来了大量关注。

毕竟，面积比深圳大两倍的上海，整个“十三五”期间新增的产业用地也仅有25~30平方公里。有人指出，深圳再次释放出积极信号，就是要稳住二产，提升制造业，为经济进一步强根筑本。

事实上，早在去年6月，《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就已提到，深圳将对住房供应结构和比例进行调整，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60%左右，其总量到2035年不少于100万套。

两周前，深圳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地价测算规则》，进一步显示出深圳以公租房等形式解决高房价问题的决心——据此规则，深圳可售的安居型商品房和人才住房的地价将分别按市场地价的30%和40%确定，这比原来的60%~70%下降了近一半。

一系列举措，不禁让人联想到以公共住房有效控制房价、并成为全球表率的新加坡。

1964年，新加坡正式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成立建屋发展局帮助居民提供公共住房，也就是所谓的“组屋”，以解决新加坡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到现在，新加坡的组屋为80%的市民提供了住所，并成为新加坡完成高效城市规划的重要载体。

组屋的一个作用是，有效抑制了在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可能出现的炒房行为。有人测算，根据2015年新加坡家庭收入报告，一个新加坡家庭年收入平均约为是10.4万，以普通家庭申请成熟社区的四居室47万为例，房价收入比是4.5，也就是说，一般居民家庭4.5年就可以购买一套组屋。

就在几天前的产业用地全球推介计划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再次提到，从全球标杆城市来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33亿元产出。深圳12亿元的地均产出“与其有较大距离，必须进一步努力”。

而在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第二产业比重高达30%的新加坡，在工业发展上显然有许多深圳可资借鉴的地方。

城叔此前在新加坡学习访问时，就曾惊艳于当地“楼宇”式的工业厂房。正如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所言，高端制造业不再需要禁锢于较低的容积率中，相反，它们将走向市区、走向高楼当中。

新加坡向天空要资源的做法，可以成为深圳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案，而且完全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尽管与北上广相比，土地资源颇为有限，但若参照纽约、新加坡等世界顶级城市，倒显得“绰绰有余”。

林江还表示，深圳对企业已经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成为许多企业进入深圳的隐形“屏障”。对于更多中国城市而言，制造业提档升级是早晚的事，深圳走得更快，更早经历了发展的“阵痛”，一时的经济放缓可能难以避免。